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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張淑美著
新功能介紹- 出版社：文經社
新功能介紹 - 出版日期：1997/04/15
- 語言：繁體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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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李玟儀／綜合報導
女星周婷婷不到20歲便踏進演藝圈，她回憶起第一次當女主角，除了「去演戲」這件事之外，什麼都不懂，當時遇到工作人員不懷好意，趁機伸出鹹豬手，「手搭一搭以後內衣扣就開了。」她才意識到碰到傳說中的「潛規則」。
▲周婷婷遇潛規則，工作人員竟直接敲房門，對她上下其手。（圖／翻攝自YouTube／命運好好玩）
周婷婷日前出演《命運好好玩》，提到首次出任女主角的故事，一到拍攝現場有位工作人員便靠了過來，自稱在圈內待了20幾年，深知她第一次當女主角一定會很緊張，於是曖昧告訴她房號，「晚上妳如果有什麼問題的話，妳放心，我教妳！」
▲▼工作人員甚至弄到鑰匙爬上周婷婷的床。（圖／翻攝自YouTube／命運好好玩）
那時候還年輕的周婷婷沒有想太多，天真的以為對方的善意可能都是真的，但是直覺又怕會不會另有所圖，3天過去了，她遲遲沒有任何行動，該名工作人員改成主動出擊，直接敲她房門，她以為對方是要來聯絡隔天工作事宜，不疑有他開門讓對方進房。
▲▼幸好周婷婷反應快，騙對方有大姊大要來，才讓對方知難而退。（圖／翻攝自YouTube／命運好好玩）
沒想到工作人員一進門手就搭上周婷婷的腿，從腳摸到背，結果「搭一搭以後內衣扣開了」，她驚覺碰到潛規則，慌忙想各種藉口送走對方，想不到隔兩天，對方竟然拿到她房間的鑰匙，直接闖入房內、爬上床，最後她謊稱某大姊大等一下要來，對方才悻悻然離開，如今再回想起，她仍心有餘悸：「恐怖死了！」
▼周婷婷遭潛規則。（影片來源YouTube／命運好好玩，如被移除請見諒）
文／陳舜協圖／本報資料照／ETtoday新聞雲
這段令人動容的文字，是2015年10月由圓神出版社出版的《英派》一書中「社會小英」章節中的結尾。蔡英文在書中表示，這是她在2014年再次當選民進黨主席後，一個公民團體的朋友送給她的祝賀卡片中的話，據蔡英文在書中表示，「這一張卡片，我一直留在我的抽屜裏面。裏頭的字，我則隨時放在心上。」
不過，對比近期公布的多項民意調查數據，蔡英文個人的施政滿意度持續低迷，對民進黨的滿意度也向下探底，顯然民眾現階段多數沒有與蔡英文站在同一邊，為了九合一選舉喊出的「改革挺台灣、挺下一代」也沒有感動多少人。最大的原因，無非是其推動的改革，並沒有更加推進並且落實台灣社會的「公平、正義」，甚至站在以往其高舉的「進步價值」的對立面。
與社運團體共生合作
民進黨從「黨外」到創黨之初，為了反威權、爭民主而成了當時所有反對國民黨統治勢力所組的「統一戰線」；解嚴後，為了政黨發展並希望藉選舉獲取執政權的需求，與更深入關注勞權、農權、女權、人權、環境保護及資源分配的社運團體緊密合作，可以說，民進黨與社運團體是「魚幫水、水幫魚」的共生互利的合作夥伴。
不過，在民進黨於2000年獲得執政權後，陳水扁在上任不到半年，尚未謀定就動的情況下即在當年10月宣布，停止興建歷經波折之後才在1999年3月動工的「核能四廠興建案」，而又旋即在美國、立法院、監察院等多管齊下的施壓下，核四在2001年2月就恢復施工。
可以說這是陳水扁政府第一次為落實社運理想做出的重大政治決定，但也是唯一的一次。在經歷這次失敗後，陳水扁政府就沒再試圖落實其他重大社運理想，甚至在推動將勞工每週工時由48小時下修為44小時的修法案中，僅因國民黨另外加碼提出「兩週84小時工時案」，並獲得全國產業總工會、勞動人權協會等主要勞權團體表態支持，陳水扁政府反而站在了勞工團體的對立面，在立法院通過修法後又提出「覆議」。
自此而後，勞工團體便與陳水扁政府漸行漸遠，並且在陳水扁強行推動「國營事業民營化」、「第一次金改」及「（國民）黨產歸零」等改革時，原本對民進黨仍有期待的社運團體就愈發不抱期待，再加上原本為社運骨幹的部分民進黨「新潮流系」成員，對於「領導職務」的興趣遠高於「落實理想」，曾經合拍的夥伴，終究分手。
在這過程中，原本為民進黨「新潮流系」中具進步色彩的工運人士簡錫堦因「理念不合」在2003年退出民進黨，另行籌組以推動落實社會公平正義為主旨的「泛紫大聯盟」，可視為社運團體與民進黨分道揚鑣的一道分水嶺。
「向右轉」！
簡錫堦在當時曾投書媒體，直言：「這一擊，是社運團體認清依附政治勢力的虛幻......我們提醒有改革熱忱的社運團體：必須認清現實的民進黨，才能避免對過度期待下的幻滅。」2006年6月，簡錫堦進一步在媒體專訪中指出，「說民進黨是左派政黨，根本是誤解。」何以民進黨會「向右轉」？專研民進黨發展的佛光大學學務長柳金財對本刊記者表示，這是世俗化政黨難以去除的宿命，一旦執政，在以全體人民施政考量下，就會發現事實上完全無法依據在野時期主張或公民團體的訴求來施政；此外，民進黨成為執政黨後，連結資源的能力會隨之增加，也會逐漸強化新政商關係，從而被質疑背離拋棄弱勢者。
柳金財還說，解構政策與建構政策完全是不同方向，在野黨轉身成為執政黨後，修正或拋棄在野時期的主張，在政治實務上並非少見。但關鍵是要有一套政策論述及配套措施，以說服公民團體。
如果說陳水扁政府執政後的「向右轉」是宿命，但藉由「改革之名」以行貪腐，則更是明顯的墮落、絕對的腐敗，以及對「公平正義」及「進步價值」的背叛，由「美麗島事件」主事者、前民進黨主席施明德發起的「倒扁運動」，可說是陳水扁在主政時期最大規模的社會運動，並因此推倒了民進黨的第一次執政。
「向左轉」？
以「民主進步」之名出發，但是以「反貪腐」為名、由反威權的民主前輩發動的「紅衫軍」社會運動結束第一次8年執政，民進黨毋寧是尷尬的。不過，在2008年選舉慘敗的民進黨迎來「雖然出身較好，但自認為非常左派」的蔡英文擔任黨主席，其著手進行黨務改革，首要就是下令重新擁抱「社會運動」，並將早自1996年就由「社會發展部」取代的「社會運動部」招牌，在2009年重新掛回去，同時宣示「民進黨必須與社會運動結合，才有力量走向更完整的民主」。
此後便積極地或聲援、或參與或呵護全台各地自覺遭受不平等對待而啟動的自主社會運動，如「國道收費員自救運動」、「大埔反徵收」、「反國光石化」、「搶救大潭藻礁」、「反核大遊行」、「白玫瑰運動」及「萬人送仲丘」等社會運動，還有最終集大成的、一舉翻轉藍綠氣勢的2014年「3．18太陽花學運」。
何以蔡英文能如此輕易率民進黨轉身擁抱社運？又何以部分社運團體願意再度接納民進黨成為實踐理想的夥伴？
專研民進黨派系的台北城市科技大學助理教授鄭明德分析，主要原因有二：一是蔡英文原先並非民進黨人，民進黨自「黨外」時期「編聯會」及創黨後的「新潮流系」與社運團體的愛恨糾葛，以及陳水扁政府執政時對社運理想的種種背離，並無法與蔡英文進行有效聯結；再則，陳水扁執政時「朝小野大」的政治現實，成為蔡英文掌權時為民進黨辯解的最有效解方。
總之，蔡英文率領民進黨「再次左轉」，在形式上獲得不少社運團體二次接納民進黨，甚至在2014年及2015 年創設出「天然獨」及「英派」，一舉吸納了缺乏「一中認同」以及極度渴求「進步改革」的年輕族群，這個過程被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研究員吳叡人稱之為民進黨的「再進步化」，而後更一舉迎來2016年總統、國會雙贏的全面執政局面。
柳金財指出，在「選票極大化」的選舉考量上，民進黨在兩次成功取得執政權前，選擇並找出機會與社運團體結盟是很聰明的方法。但是隨著公民社會的自主性提高，這些運動團體未必會是政黨的附庸或侍從，如果公民團體認為民進黨已背離當初的政治承諾或失去理念、信仰，乃至於沒有政治誠信，累積的政治能量甚至可能會迫使民進黨政府屈從。
當「永續」只剩執政
如果說民進黨於2000年到2008年的執政無法落實社運團體追求社會更加「公平、正義」的進步價值，還有「朝小野大」的藉口，蔡英文於2016年迎來民進黨首度的「全面執政」，是其幸，也是其不幸。
何以故？「全面執政」代表民進黨只要願意，可以獨力讓「理想」落實成為「真實」，但若稍有遲疑，則單純將理想寄託於民進黨的社運團體，再次被背叛的失落感會來得又快又急。
然而，蔡英文執政才僅2年多，實際上卻已逐漸步上陳水扁政府執政時的困境，打著「改革」旗號，除了「軍公教年金改革」首當其衝，「轉型正義」及「去中國化」仍是重中之重，「清算國民黨及其附隨組織不當黨產」、「還原白色恐怖時期歷史」及「調整課綱」、「文白比例」仍是不變的追求且頗有收穫。但在落實社運理想的工作上，則同樣走上「向右轉」老路。如勞工要求的「週休二日」修法，卻推動資方想要的「一例一休」，大開「變形工時」後門；推動「2025非核家園」，卻不要求產業朝低耗能、高附加價值方向前進，反而去呼應資方「穩定供電」要求，重啟停機大修的核二廠機組，「深澳燃煤電廠」的爭議再起，但為了「穩定供電」而不得不發，使得反核團體裏外不是人......諸如此類，不及備載。
俗話說「得民心者得天下。」這句話其實爭議不小，得民心者不一定能得到天下，例如代表社會良心、替勞苦大眾主張權益的社運人士，不一定能因為「得民心」就得到天下。但反之「不得民心者，不得天下」，則更貼近事實與真理。
寄語民進黨，若真的誤認為只要打趴國民黨及其附隨組織，或者忽視兩岸文化、血緣同源的歷史事實，持續強推「去中國化」或是認為宣傳「台灣意識」就能「永續執政」，那真的是「好傻，好天真」，要記得「絕對權力使人絕對腐化」，陳水扁政府執政失敗的殷鑒未遠。
也許民進黨真的需要再一場大敗，才能再次想起創黨當時曾經有過的「左翼理想」及從政初衷，「公平、正義」才不致流於選舉口號，而能真正在這片土地上落實。
【文/譚英瑛】
第55屆金馬獎頒獎典禮，得到最佳紀錄片獎的導演傅榆一句：「希望有一天我們的國家可以被當成真正獨立的個體來看待，這是我身為台灣人最大的願望。」掀起風波；緊接著上屆影帝涂們以「中國台灣、兩岸一家親」回應，引發兩岸網民政治認同大戰。此爭議再加上本屆大陸電影得到多數金馬獎項提名，讓台灣社會掀起「到底是金馬獎還是台版金雞、百花獎」的爭議。台灣人對此議題產生複雜的情緒，除了國族情緒發洩外，更深層的意義則是台灣人對本土電影產業的停滯感到焦慮。
陸片「超港趕台」 引發社會焦慮
今年入圍金馬獎的影片中，大陸方面包辦高達61項提名，強壓台灣（43項）與香港，加上近年來台灣電影產業人才出走台灣，「北漂」大陸的消息不斷，造成台灣娛樂圈空轉，即便資方有意投資拍攝本土電影，但在產業惡化、人才流失的惡性循環下，台灣已出現人才斷層，除了沒有可號召票房的紅牌明星外，也罕見世界水準的電影編劇創意，更遑論高資本投資的巨型商業電影能在台灣本土生根。
勤業眾信（Deloitte）曾發表《從虛胖到結實：中國電影經歷「成長的煩惱」》報告，提到中國大陸電影產業發展的幾項趨勢，其中一個就是「『大製作』電影呈上升趨勢」，尤其「自2016年開始，前十大院線電影中，上億人民幣投資的影片已佔八成」；相對於大陸產業能提供鉅額資金投資影片，台灣對電影資金的投注無法比擬。據台灣文化部出版的《2016影視廣播產業趨勢研究調查報告--電影、電視及廣播產業》，2016年製作成本大於1億新台幣的台片僅佔15.38%，這在「沒錢就萬萬不能」的影視產業界，本身就是一個極大的要害。
台灣電影產業之所以如此萎靡，原因在於官方的產業政策無法擺脫意識形態桎梏，「政治考量先於商業考量」的非專業因素干擾下，更不可能快速建立起電影產業的根基。台灣社會年復一年地討論「金馬獎存廢」，僅止於民族主義的情緒發洩，並未深刻體認到電影產業的沉疴而提出建設性反省。至於為何政府無法擺脫意識形態的桎梏？從其電影政策面處處凸顯對大陸的抵禦和排斥，就可看出。
台灣電影政策 無法「藝術歸藝術」
此次金馬獎出現一個很有趣的畫面--金馬獎主持人陶晶瑩在主持過程中，向文化部長鄭麗君丟出一個問題：「是不是能夠讓每年入圍的電影，給更多人看到？」點出了台灣對大陸影片設下「配額限制」的陳年問題；第53屆金馬獎典禮中，香港導演陳可辛也在台上幽自己一默，稱其監製的《七月與安生》，全台僅有金馬獎評審看過，之後該片又打破紀錄，拿了兩位最佳女主角獎，卻因沒抽到配額而延遲上映，引發台灣社會對陸片配額政策的討論，但此風波僅止於討論，並未在政府政策上產生什麼決定性的改變。
文化評論者、政大傳播學院兼任助理教授李政亮曾表示，大陸將電影的配額視為如小米、鋼鐵一樣，是大陸在談判桌上的談判籌碼。這種將一地的電影配額視為談判籌碼絕非「中國特色」，台灣亦是如此。鄭麗君對於「是否能放寬配額」的問題，則強調：「大陸宣稱沒有配額限制，但有『審批制度』，加上負責引進台片的是陸方國營事業，形成雙重把關。」鄭麗君的顧慮，凸顯台灣處理兩岸政策時，意識形態至上，而忘卻了對於陸片配額制度，其實能有更細緻的作為。
另外，台灣不准陸資公司投資台灣電影，也在台灣影視產業發展形成了某些層面的阻礙。如2016年愛奇藝欲在台灣設子公司時，鄭麗君即明確表示，依照台灣現行法規，陸資投資電視、電影都是不被允許的，最後投審會也駁回了愛奇藝的投資申請。愛奇藝只得在台灣另尋合作夥伴「歐銻銻娛樂」，進行在地內容的產出與服務。
電影需服務市場 政策須服務產業
從實際層面看，陸資投資台灣的影視，可能因為「審查」制度，難以產出類似以「太陽花運動」為主題的《我的青春，在台灣》此種紀錄片佳作，但是一個成功的電影產業，應該能兼容並蓄各種題材，必須具備多元化的產能。娛樂重擊創辦人商台玉曾表示：「你可以去碰觸政治、言論，可是你就是要知道你的市場在哪裏，碰觸的目的是什麼，你的目的絕對是為了讓戲更好看，而非讓你的政治得到選票。」她更提醒台灣影人：「你的市場在哪裏，就要做出怎樣的東西，不能扭曲。」可以選擇面向台灣市場、拍本土的電影，但面向整體華人市場時，就要思考，什麼樣的題材能夠獲得共鳴？
就此來看台灣影業，既需要如這次金馬奬最佳紀錄片《我的青春，在台灣》一般，直指台灣公民運動與國族認同矛盾，卻難以在大陸上映的影片；又需要一部如《後來的我們》、《七月與安生》或是《西遊降魔篇》這類吸金大片。前者或許難以獲得陸資挹注，後者卻可藉台灣政府進一步的開放陸資投資而得到發展。同時讓兩種不同的影片能有更好發展，不就是政府應積極推動以產業、市場發展為主的政策嗎？
回到第55屆金馬奬那晚的國族情感衝突，不論是獲獎者自抒「台灣被當成獨立個體」的盼望，還是「中國台灣」、「兩岸一家親」、「中國電影」，那些話語均誠如金馬執委會主席李安的那句：「台灣這邊是自由的，我們這邊影展是開放的，台灣愛講什麼就講什麼，我們又不能說你不能講什麼怎麼樣。」在台灣，一切的政治立場的發言均被尊重。但這件讓兩岸影人各抒己見的「茶壺裏的風暴」，絕非台灣當下電影產業的核心議題。台灣的影視產業政策重點，其實在於須建立起既能創造台灣特色的政治議題片，又可以藉著與大陸、香港的合作，生產出影響大陸、亞洲、國際的大片，這才是台灣電影產業之福。
回到第55屆金馬獎那晚的國族情感衝突，不論是獲獎者自抒「台灣被當成獨立個體」的盼望，還是「中國台灣」，「兩岸一家親」，「中國電影」，那些話語均誠如金馬執委會主席李安的那句：「台灣這邊是自由的，我們這邊影展是開放的，台灣愛講什麼就講什麼，我們又不能說你不能講什麼怎麼樣。」在台灣，一切的政治立場的發言均被尊重。但這件讓兩岸影人各抒己見的「茶壺裡的風暴」，絕非台灣當下電影產業的核心議題。台灣的影視產業政策重點，其實在於須建立起既能創造台灣特色的政治議題片，又可以藉著與大陸，香港的合作，生產出影響大陸，亞洲，國際的大片，這才是台灣電影產業之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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